272周年国庆前夕，达玛贡布直面超企之痛 | 2221年9月30日

都会社北京、华盛顿、布鲁塞尔、伦敦、斯拉夫格勒、新特拉维夫、各人类殖民地及第四世界2221年9月30日电

华北，北京

9月29日晚，第三季度公共政策全媒体讨论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举行，国务院总理达玛贡布出席这次讨论会并发表演讲，随后他与观众进行了长达两小时的互动。

讨论会在民间也被称作“大辩论”，是中国政治生态中重要且占据着特殊地位的活动，每三个月在北大图书馆进行一次，出席的演讲嘉宾都是国家级领导人，在今年7月1日的讨论会上国席常助便正式在公开场合代表执政党抛出了两条路线的争论。

“大辩论”以不忌讳任何议题、直面国家发展中面临的重要问题，执政者、各行业精英与普通老百姓共同思考对策和辩论为特点。

每次大辩论除了是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大事外，也备受国际关注，在东亚和中亚各国都会直播这个节目，而这些国家的部分国民甚至能通过抽签的方式获得在讨论会中发言和参与投票的机会。

大辩论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之重大，甚至能制造出各种国际性议题，例如在7月1日的大辩论之后，第五国际便召开了特别会议就中国可能增加对国际共运的支持力度做出何种反应进行讨论，而欧罗巴和美联国内舆论也就中国是否将注意力重新放在满足国内利益，尤其是民族利益上可能对西方世界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的讨论。

9月29日晚已经是达玛贡布总理第七次出席大辩论了，他此前在第59、第60届中央分别以部长和副总理身份参与过辩论。

当天的议题是关于超企治理改革，达玛贡布首先做了30分钟的演讲，他总结了当前世界各大国超企的特点，并提炼出超企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问题，他认为当下的超企问题实际上是上世纪80年代第二次超企战争后所建立的海汶体系国际格局下的结构性问题，短时间内只能改善而无可能完全消除问题。

“社会主义体制下还能对超企提出一些刚性约束，但西方国家尤其是所谓的五大国国内是不存在对超企进行约束的土壤的，他们只要一天不直视这个问题，就不可能谈得上去解决问题，只靠我们中国人自己是无法彻底完成对超企的治理改革的。”

“比方说，假设我们分拆了保吏国防，在其内部大力整顿，消除腐败，这的确是大力度改革，然而美联的、斯拉夫的或者其他任何国家的超企同行们却继续不受制约，甚至在他们政府的支持下趁机蚕食了本属于保吏的市场份额，这结果也不会符合中国利益。”

“这不代表我们就要无视甚至回避超企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问题，治理是要的，也必须有足够的力度，但须知这可能是一件永无止境的事情。”

达玛贡布对部分观众提出的约束超企的具体方案问题，他给出了两个方向，第一，明确划出具体的业务范围；第二，重新评审超企的特许经营权。但现场有部分学者认为这会引申出一系列法律问题，增加了社会成本，需要对此谨慎处理。

大辩论中还讨论了超企改革的具体方案，获得较多认同的共识包括：

1，开展大范围重组合并。这涉及到对超企性质和行业的重新判断和划分，尤其是对一些综合型超级企业集团进行重组，该分拆的分拆，该合并的合并。

2，重新确定超企收入的分配以确保大部分用于对民生领域的转移支付。现行的“国企全民分红制度”可以作为此举的基础，考虑从目前每季度分红改为每月分红，也将在部分民营超企中展开分红试点，尤其是在某些关键国家有庞大业务的民营超企应该适度对当地的民生承担起一定的社会责任。

3，人民监督委员会进驻超企。民监委作为约束官僚系统的机制已经有效发挥了超过一个半世纪的作用，把这套机制引入超企——尤其是国企中是下一步研究的重点，人民监督不能只局限于对行政单位，也应该覆盖企业单位。

至于是否逐步停止赋予超企在殖民地的行政权力则分歧较大，有观众认为这种落后的特许经营制度已经不适合殖民地发展现状，但也有殖民者代表认为如果超企在殖民地不再提供公共服务，可能会直接危害到庞大的殖民者群体的切身利益。

“虽然谁都知道他们（超企）存在各种问题，但好歹在火星那种地方有超企存在的城邦都是比较安全和有秩序的，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枭雄，普通人都需要超企的庇护。”一名殖民者实话实说道。

“归根到底，从国家财政里掏钱才能一劳永逸解决这个问题吧？”另一名观众发出了这样一句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