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计划生育，是指中国政府于21世纪逐渐出台，并于21世纪末正式成型的人口调节政策。由于中国较早开始制定新的人口调节政策，舆论普遍用“新计划生育”来类比称呼其他国家的类似政策。
新计划生育政策内容分为三大类：强制生育、个人抚养资格认证机制和社会抚养体系建设。
“计划生育”政策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出于加速积累资金、提高科学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人民的物质文化水平以及增加工业原料等原因，制定了一系列严格的人口控制政策，统称“计划生育”。相关政策的理论依据来源于马寅初1957年发表的《新人口论》，大致能用以下四点表述：
- 人口增长与资金积累的矛盾。根据新人口论，因为中国人口多，消费大，所以积累少。只有把人口控制起来，使消费比例降低，才能多积累资金
- 搞社会主义，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多搞大工业，搞农业电气化、机械化。然而，为安排大量人口就业，就不得不搞中小型工业，农业则搞低效率劳动，实际上拖了高速度工业化的后腿
- 和工业原料的矛盾。大办轻工业可以有效地积累资金，但是轻工业原料大多数来自农业。由于人口多、粮食紧张，就腾不出多少地种植诸如棉花、蚕桑、大豆、花生等经济作物。同时，也由于农产品出口受到限制，就不能进口很多的重工业成套设备，影响重工业发展
- （1957年）全国人均不到3亩耕地，大面积垦荒短期内又做不到，“就粮食而论，亦非控制人口不可”
总而言之，工业发展需要不间断的资源投入，而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在发展初期是没有多少产出的。如果不能有效控制人口增长，为数不多的工业红利和农业产出将被新增人口迅速消耗，而工业将在具备反哺农业的能力之前夭折。届时，过量的人口和稀缺的资源将使中国爆发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甚至彻底终结中国工业化进程。为此，计划生育甚至被写入宪法，成为中国的基本国策。
但在执行过程层中，计划生育政策遇到了官僚体系的老毛病：过度执行。“一人超生全村结扎”“百日无孩大表彰”等现象层出不穷，甚至还有人向国务院提议设立“全国无婴年”。更典型的是“一胎政策”的出台：山东荣成县发起的“我们农民只生一胎”运动，被计生委的陈慕华等官员注意并肯定，进而将一胎政策推而广之。
更有学者指出：当初的人口控制目标，是在2000年把中国人口规模控制在12亿。而根据“计划生育之父”田雪原的数学模型，若要实现这一目标，中国的最优出生率应为每对夫妻1.7人。如果考虑可能的误差后将标准放宽到每对夫妻二孩，很多计生政策导致的人间惨剧多半不会发生。“学者执著于精确数字的迂腐，加上计生委一心表功的激进，造就了扭曲的计划生育政策”。
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由于经济基础所限，80年代的中国农村并未全面普及男女平等观念。在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最严格的时期，出现了大量杀死或遗弃女婴的现象。有观点认为，计划生育政策对21世纪初中国的男女比例失调“具有从犯责任”。
“二孩政策”与“全面放开”
进入21世纪，中国基本完成了工业化进程，并于2006年正式废除农业税。中国经济的飞跃式发展，令人们对人口增量的看法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马尔萨斯“视人口为负担”与马寅初“视人口为社会机器零部件”的论调都不再被认可，毛泽东“视人为关键因素”和西方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人力资源说”被大多数人接受。要求国家调整甚至废除计划生育政策的声音从各个渠道呈递中南海，也在舆论场上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鉴于此，中国政府在21世纪10年代逐步放开了“独生子女政策”，代之以“二孩政策”——即一个家庭最多生育两个孩子。
但在试点城市执行二孩政策之后，预想的生育高峰并没有出现。这些城市大多经济较为发达，居民收入水平较高，理论上有很大可能在试点后出现人口增长。但这些城市的消费水平同样令人咂舌，优质教育资源要么稀缺要么价格高昂，抚养独生子女的成本就已居高不下。况且抚养孩子要占据父母大量特定时间段，这又与企业用工时段产生了严重冲突。当时有学者认为：“不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是最有效的避孕药”。
而在此时，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的一篇论文在学术界和政府部门引发了激烈争论。这篇题为《论技术复杂度与相关人口配套的关系》的论文明确指出：从农业时代起，越是先进的技术就越复杂，更需要越多的人口作配套。农业时代的地球可以诞生许多帝国，工业革命时期就只剩下欧美列强。第二次工业革命后，垄断企业出现，具备强大工业实力的国家只剩下美英法德苏等。而在冷战时期，任何工业产品都需要复杂的配套体系才能生产，完善的高水平工业体系则只有美苏两国拥有。传统欧洲强国由于工业人口不足，已经不能单独霸占全产业链。综上所述，以可控核聚变为首的新工业技术复杂度应该只增不减，而需要的工业人口配套也将是更高数量级的。论文建议政府，“除了提升全民受教育水平、延迟退休年龄和加快人工智能研究外，保持足量的人口增长也很重要”。
但这篇论文却令中南海陷入了深深的忧虑。除了如何摆平尾大不掉的计生系统，可能的阶层固化也让他们十分担心：当初计划生育，是党员干部带头少生。现在要保人口增长，估计还得党员干部带头多生。到时党员干部的子女充斥社会各界，中国会不会变成事实上的“家天下”？！
但敲敲边鼓总比什么都不做强，试点“全面放开”的提议开始交由卫计委起草和完善。
政策超速——“新计划生育”
如果说官僚体系过度执行的弊病歪打正着过几次，“新计划生育”肯定算其中之一。计生系统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在中南海的默许中提出了当时堪称过分的提案。但中国的决策层却将其照单全收，加以补充后迅速划出了第一批试点地区。
在这份提案中，原本的“计划生育”被大刀阔斧地修改，以至于必须安个“新”字才算恰如其分。这份提案不仅将“强制节育”转变为“强制生育”，更引经据典地宣称要“打碎资本主义环境下的传统家庭”。提案要求从实施后四年开始，所有的儿童抚养都交由国有抚养机构进行——负责人当然全部从计生系统转岗。而这些国有抚养机构将与义务教育机构无缝对接，“全面负责国家下一代青少年的身心成长”。同时，提案还要求卫计委联合科技部推动体外人造子宫技术的成熟，让不愿生育的民众能够通过捐献精子、卵子的方式履行生育义务。
中南海对“新计划生育”的提法不置可否，却提出了一系列指导意见，包括延长过渡年限、完善国有抚养机构设置等。教育部、科技部和民政部介入了“新计划生育”政策的制订，更广泛引入各行各业代表进行讨论。期间，教育部提出了“家庭抚养资格认证机制”作为过渡，导致人大不得不介入政策制订以确保跟进立法。而国有抚养机构有别于传统家庭的种种特点，导致公安部必须参与政策制订以保证其能配合户籍制度改革。
最终，在提案通过党代会和人大表决后，“新计划生育”的第一阶段方案出炉了：“全面放开”、推动体外人造子宫研究以及设置国有抚养机构。废除准生证制度、家庭抚养资格认证的立法与国有抚养机构的正式运作时间被设在五年后，而强制生育相关措施的实行时间被和体外人造子宫的研制进度挂钩。
在最初的几年里，家庭抚养资格认证几乎流于形式，被民众当成改头换面的准生证。但从第一个体外人造子宫中心投入使用起，变化开始显现。每一处中心投入使用，当地对新生儿的家庭抚养资格认证就会逐步收紧。捐献精卵相关知识的系统科普在全国逐步展开，主流舆论渐渐不再对捐献者刻意忽视或区别对待。虽然没有任何条文，但从一开始，计生系统和国有抚养机构的公务员就极难通过“家庭抚养资格认证”。在有限的通过案例中，基层和中高层占比各半——这算是计生系统政治上“华丽转身”的小小代价。
在23世纪回看当初，这些改革措施或许不够彻底，或许过于徐图缓进，或许充斥着妥协和交易。但在传统家庭当道的21世纪，这样的剧变已经给中国政府招致了无数的内外批评。而先期抚养的孩子与传统家庭抚养的那些已然出现了难以逾越的认知鸿沟，为“大撕裂”埋下了一根导火索。
“妇女顶起新计生”
“大撕裂”结束后，“新计划生育”配套的户籍制度基本到位，幼儿园到高中的教育机构与国有抚养机构已事实合并。在新出台的都会区规划中，高等教育院校的调整、合并与扩建也离不开国有抚养机构的参与。虽然传统家庭抚养者的人口依然过半，但其与社会抚养者的政治能量算是对半开，一时令“新计划生育”的存废争议颇多。最大的问题是：大撕裂前宪法中的“新计划生育”到底要不要废除或修改？
但随着体外人造子宫逐步推广，“新计划生育”最终站稳了脚跟。
民众的不满主要来自人之常情：怀胎期间忍受无数痛苦与不便后，却因不具抚养资格而无法为人父母——这在夫妻双方看来都是不可忍受的。但随着技术进步和翡翠资料解读的进行，体外人造子宫的成本不断下降，各中心的运作效率也越来越高。这将女性从生育中彻底解放出来，她们的配偶也不必跟着饱受煎熬。不论是捐赠卵子还是引流胎儿，女性获得了随时从生育中退出的权利，还能在国有抚养机构进行志愿服务以满足自己的母性。“妇女能顶半边天”彻底落到了实处，也让全国绝大多数女性成了“新计划生育”的拥护者，时称“妇女顶起新计生”。
随着其他大国开始实行强制生育政策，中国从体外人造子宫技术中获利颇丰，进一步夯实了主流舆论对政策的支持。21世纪80年代的人工智能大发展，使得为每个儿童配备专属成长伴侣的提案具备了实际意义。机器人伴侣与真人辅导员协同工作，渐渐消灭了对儿童成长中因缺乏个体关爱而出现心理问题的担忧。而机器人伴侣的必然退出被中国教育界创造性地利用起来，设立了让儿童认知死亡和自我负责的化茧课程。
21世纪末，以色列成功研制可控核聚变技术，能源问题不再是限制体外人造子宫规模的障碍。而随着传统家庭的解体，“家庭抚养资格认证”也被“个人抚养资格认证”所取代。到了23世纪的今天，六国集团和其他发达国家的社会抚养机构已然包办了“从出生到成人”的一切，有些还会为下一代制定初步的职业规划。
当然，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对于他们，还是引用一段22世纪的社论好了：
总有人对传统家庭当道的21世纪抱有浪漫化的想象，认为那个家庭抚养不受限制的年代才是真正‘百年树人’的时代，却选择性地忽视当年因家庭抚养水平泥沙俱下导致的种种惨剧与不公。他们一边为儿童成长中的不幸扼腕叹息，一边反对新计划生育彻底根除这种不幸的努力。若是要他们离开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到那些依然‘百年树人’的地方去，他们逃之夭夭的速度比谁都快。
六国和其他发达国家都制订了相似的政策，但首创者无疑是中国。在此仅大致说明中国的政策。
1 强制生育
中国法律规定：满22周岁的女性公民和满22周岁的男性公民都应在三年内履行生育义务。这种生育义务可以通过捐献精子/卵子、向体外人造子宫引流受精卵/胎儿或传统生育方式完成。
每个中国公民都需要生育至少两孩，或在女34周岁、男32周岁前累计捐献精子/卵子两次，否则征收每三年翻一番的惩罚性税种。赛博格可申请相关减免。
对选择传统生育方式的公民，严禁堕胎。
2 个人抚养资格认证机制
为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中国法律对非社会化抚养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选择这一方式的个人必须每四年进行一次抚养资格认证，对个人的财务抗风险能力、生活习惯、人际交往能力、道德文化修养和科学文化素养进行鉴定。若已抚养后代，还要在两次认证期间接受AI和社会抚养机构的抽查。
失去资格者可在次年进行补充认证。若仍未通过，其后代将被强制纳入社会抚养体系直至其父/母重新获得资格。
共同抚养资格认证
对于完成捐献义务、没有非社会化方式抚养的后代且通过抚养资格认证的个人，可以获得两个体外子宫中心出生的，不满2周岁的直系后代的抚养名额——前提是有满足条件的后代。若多个完成捐献义务且通过个人抚养资格认证的公民对体外人造子宫中心出生的同一名或两名后代提出抚养请求，则需要按后代的DNA来源方配对，并按配对进行共同抚养资格认证。
共同抚养资格认证将通过一系列虚拟现实情景考察申请人对待后代的行为方式及申请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处理能力，并对双方的个人抚养资格进行更严格的评估。该认证不强制申请人之间确立法定婚姻关系，但若已确立且双方无婚内不良记录则能更容易地通过。
若未能通过认证，则按照申请提出顺序分配后代抚养名额。
3 社会抚养体系建设
中国的社会抚养体系建设，包括体外人造子宫中心、胎儿护理中心、成长教育系统和社会实践机制。
体外人造子宫中心
该中心不仅接收引流的受精卵和胎儿，还负责定期组合精卵库中的样本以保证人口适量增长。
胎儿护理中心
所有出生于体外人造子宫或通过传统生育方式诞生的胎儿都会集中到这里，由AI和医护人员提供统一照顾。
通过资格认证者可在胎儿2周岁时将其接出，未被认领的胎儿则在3-4周岁时安排进入成长教育系统。
成长教育系统
该系统包括幼儿园、小学、中学和一系列生活配套设施，同时接收社会抚养和传统抚养方式的儿童。
所有儿童将在系统内受到一致的教育，并根据学习成绩和个人意愿安排其职业规划。他们将使用统一的教材，获得相同的标准课程培训，并依照个人意愿选择数量不等的兴趣课程。
社会实践机制
待到青少年满16周岁且接受完整的教育后，若是AI判定其不适合接受高等教育或其在高考中失利，社会实践机制会在评估其学习表现后，提供数个工作岗位供其选择——来自军队、超级企业、作坊主或有资质的单位。他们将在岗位上工作最短五年，最长十五年，同时劳动者权益得到充分保证，可以每个月领取国家青年人起步资金补贴直至40岁。
工作期满后，他们可以选择续签原岗位的用工合同或自主择业。
作者：孟阳明、庄比
图片来源：佚名
